宋氏姐妹

宋氏三姐妹成长历史

三个姐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生、成长于同一个相当开放的家庭。共同有着一双可敬的爱国的父母，有着大致相似的快乐的童年，那时她们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稍长后，又都在美国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教育。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之间的思想分歧、性格差异、感情纠葛及命运安排是那样地不同一般、错综复杂和引人人胜，简直超过所有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果有熟知其幕后情节的人，将其娓娓道来，一定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可惜，许多历史文献得留待后人去慢慢发掘。时人如我辈，只能根据眼前仅有的一些材料，简略概述而已。

令几乎所有世人惊奇和敬佩的是：“四一二”蒋介石在中国开始大屠杀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体质娇弱的孙夫人却意志如钢地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火炬。张戎和哈利戴在他们合著的《孙逸仙夫人》中曾评价她当时的处境说：“尽管她蜚声中外，要使人听到她的声音却是十分困难的。她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不得不找一个安身之地……庆龄去莫斯科不仅因为莫斯科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

他们还引述了一个与庆龄同船赴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记述说：

“我们从底舱爬出，来到甲板上，仿佛获得重生。秋天的晨哦使我们精神焕发，我们高兴得跳起舞来，高唱《国际歌》。轮船向大海驶去，越走越远，渐渐地，祖国的海岸从视线中消失。此时此刻，波平如镜，我们安静下来，陷入沉思之中，我们斜依船栏，呆呆地凝视着远方，思潮汹涌澎湃。作为个人，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似乎中国的革命也开始了新的一章，它的字字句句都将用子弹和鲜血书写。”

庆龄是否包括在“我们”之中，作者没有说，但作者既然在描述庆龄赴苏时专引这段描述，想必是认为这段描述可以反映当时庆龄的心情吧。

这两位作者继续说：“在苏联那是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中国革命成为导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最终分裂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许多有关苏共党史的议论应该留给苏联人民去评论，此处我们不再转述。我们知道的是，庆龄在苏联受到苏联人民和青年的热烈欢迎。不论在海参崴她从海上转向陆地时，还是在火车沿途直到莫斯科，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意时时在温暖着庆龄的心。这从她在苏联所发表的《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年青一代〉》诸文中，处处都有所流露。从宋庆龄个人命运及政治生涯来说，1927年无疑是一个低潮时期，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却从未忘却她肩负的历史责任。她一再地代表中国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向苏联人民表示谢意；不断地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同时不断地阐述中国的形势，精辟地指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来看，这个失败似乎是很大，但地理是会骗人的”。

“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从那时到如今，长长的六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却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动和深为惊讶：因为它不但使我们看到这位伟大女革命家的心胸多么开阔，眼光多么深邃，信念多么坚定，甚至还能感到她那伟大的心脏还在跳动，她那沸腾的热血正从我们的血管中流过。

而她那时才不过仅仅三十四岁，拖着饱经创伤的病弱之躯。据许多文字记载，庆龄那时的处境真是再糟也没有了。她几乎没什么经济来源。关心她的慈母已被大姐霭龄送去日本，她的家庭成员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已联盟起来反对她，她也决不愿从这个聚敛丰厚的豪门得到半点资助。孙中山留给她的全部遗产只是上海莫利哀路的那幢房子与藏书。她从武汉政府得到的那点微薄收入早已用光。她在寒冷的莫斯科，却连御寒的皮大衣都没有。十一月庆龄应邀去参加十月革命节观礼，她在寒风凛烈的红场站了五个小时，与她一同访问莫斯科的国民党另一左派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正下着大雪，天气极冷，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所以双脚冻得冰冷疼痛。我穿的是橡皮底的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略略隔点寒气。但我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他们穿着薄底皮鞋，外边加上橡胶套鞋……”

如果说，对于庆龄这样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女性，严寒还能凭她的意志力忍耐的话，感情上的打击却几乎使她那敏感的心破碎了。首先是她的挚友，陪她从上海莫利哀路偷偷上船赴苏的雷娜·普罗梅逝世了。雷娜是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活泼，热爱生活，曾积极支持庆龄的革命主张，庆龄也很爱她。她在陪庆龄赴苏时还很健康，以庆龄的保护者自居，然而在途中就患起头疼病来，且持续高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在莫斯科多方医治无效，终于谢世。庆龄又一次为自己挚爱的人面对死神。

她变得从未有过的憔仲，然而仍然是那样美。“一个哀婉动人的形象”，文森特·希恩回忆说：

“在葬礼举行的那天下午，我们经过数小时的跋涉，穿过莫斯科，到达新建的火葬场。参加葬礼的有中共。苏共及美共的代表团，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与雷娜素不相识。那天天气寒冷。途中，我注意到了孙中山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她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苏联外交部借给她的一辆轿车就跟在送葬者队伍的后面，至少车子里总要暖和些。我曾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两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一步一滑地穿过了这个城市。仅仅几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脸色仍是十分苍白。甚至透过那使万物飘忽不定的寒雾，我仍能意识到，宋庆龄现在是所有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人了。她正在早降的夜幕中紧跟着她那公而忘私的朋友的灵枢之后战栗前进。”

然而打击还远未结束。第二个沉重的打击是她从报上看到，她的小妹宋美龄在上海与她所极为痛恨的那个人一一蒋介石结婚了。婚礼极为铺张，在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中举行。来宾据说有一两千人，贵宾有英、美。日几十个国家的领事和国民党军政要人。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挂在临时搭起的台上。蒋介石礼服笔挺，宋美龄珠光宝气。男女傧相双双对对，在喜气洋洋的乐队的管乐齐鸣中缓缓走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孙中山遗像台前会合，面向孙中山遗像鞠躬，然后向两边的旗子鞠躬，煞有介事地做出一副接班人的姿态……

次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婚礼，全国及世界各种报纸都按其所能及所需大肆宣扬。世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宋家这位新成员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紧接着，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准备再度指挥军队……

而此时，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宋耀如的“雪孩子”、宋家的“白雪公主”正卧病在床。仍然是那个《纽约时报》，早些时候在一篇报道中不负责任地说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给因好友刚刚弃世而心境凄凉的庆龄雪上加霜。也许她原来还在思索到底是蒋介石阵营中哪些鹰犬在对她恶意中伤，至此，已真相大白，原来对宋家这一个女儿的诽谤只是为了要为宋家的另一个女儿开拓道路。既然孙中山的遗孀已经下嫁给那位正在流亡的“凡夫俗子”，那么，中国的第一夫人自然非现任南京的委员长的新娘莫属了。

一个人无论怎样心地善良，这时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卑鄙勾当，恐怕也不得不有所思量。何况，庆龄在和孙中山结合后已见过太多的变节、背叛，见过兄弟为利反目成仇、亲人因权而拔刀相向的丑剧。因此，当不久后传闻这致命—击的设谋者不是别人，而恰恰是她嫡亲的大姐霭龄时，庆龄也未必再会替她辩诬了。

病卧在冰冷的旅舍，面对着窗外的飞雪，我们的庆龄这时想了些什么？是想起了小时和姐姐一起在院子里和父亲进行雨浴？是想起了家中那融融的炉火旁的时光？是幼时慈母温暖的怀抱？还是成长后姊妹的情肠？也许，她会原谅姐姐如此无情只是为了她对荣华富贵的欲望。因为她听父亲讲过：霭龄的会算计、爱敛财是因为她出生在家道尚未中兴，宋耀如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刻。但她绝不能宽恕那个把她心爱的小妹、那个“小灯笼”骗到手中的政治流氓。记得早在广州时刻，蒋介石为了和中山先生有所攀附，曾向先生讨过口风，问他可否有幸向美龄小姐求婚？中山先生回答：恐怕没什么希望，但他允诺和庆龄商量。而当中山先生把这个情节告诉庆龄时，一向温柔敦厚的庆龄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宁可小妹死掉，也不能让她嫁给那个“蓝胡子”。

庆龄管蒋介石叫“蓝胡子”，是因为知道他一向眠花宿柳、声名狼藉，还是因为他已有众多的妻房？尽管传说纷纭，但她对蒋介石的求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行为的判断，是明如烛火，不容怀疑的。

也许庆龄可以一时忘记她的小妹早已不是那个单纯的“小灯笼”，但事实很快就使她清醒了。虽然美龄在结婚时谎称仅仅二十七岁芳龄，但实际上，她早是个已人而立之年、政治上极有野心的老姑娘了。否则，以宋家的名门巨富她的追求者众多，她又早已订婚……假如没有政治背景，从哪一方面来看，她也不会挑上蒋介石这么一个人的。

据报道：庆龄曾公开说过，美龄和蒋介石结婚，是“人为的安排”。而且她也相信宋家的主谋人是霭龄。因为精明的大姐认为这一婚姻符合大家的利益，尤其是宋氏家族的利益。此刻，霭龄所说的宋氏家族，自然是把庆龄排除在外的。但是，在孙中山在世时，她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庆龄广州遇难前，霭龄正带着以庆龄的教名罗莎蒙德命名的女儿在孙中山的总统府作客。那么，既然那个总统府已不存在，她为另一个妹妹再安排另一个“总统府”又何尝不可呢！

埃德加·斯诺曾披露说：“我在首次见庆龄时，她说‘双方都是在婚姻上投机，没有什么爱情’。”十年之后，庆龄又对他说过：‘如果没有美龄，蒋介石会比如今更坏得多。”

这说明，尽管庆龄此后一直几乎和姊妹们没有什么来往，关系相当疏远，但她心里一直是为她的小妹惋惜的。直到她临去世前几年，她还曾在翻箱倒柜时把三姊妹合影的照片给保姆看过，说：“美龄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她对照片凝视了一阵，又放回去了。但对霭龄，没有人记得她曾说过什么。

自从她们都成为政治人物，宋家和蒋介石联姻以示对庆龄的决绝后，庆龄和她们当然不能再有什么来往，不用说更不会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了。因此，项美丽所记载的十几年以后的那一场面，就很难不为关心和研究宋氏家族的人们所注目了：

“她们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并在那里进餐。这一行动使人惊异的原因有二：第一，她们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在如此场合出现过；第二，十年来，人们没有见到过她们三人聚在一起。”

“……她们靠墙坐着，注视着香港的所有名流、英国洋行经理和官员、漂亮的英国女郎以及几个中国富翁偕其夫人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

“消息很快传开，顷刻间舞厅看来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一对对舞伴沿着长桌翩翩起舞，他们的头转来转去，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所允许的限度紧紧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孔夫人，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蒋夫人，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孙夫人。”

“‘我相信他们两人在那里，’一位记者断言：‘我不相信孙夫人在那里。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同其他两人一起光临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基地！”人们对此次露面，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和预测，但在庆龄说来，这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从来，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她就去做。她是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的，但她也不会因此改变她的人生信念，更不会改变对她妹夫或妹妹政治立场的看法，这原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人们不断地报道三姊妹共同为抗战工作的消息，刊登各色各样表示她们亲密无间的照片。但庆龄与她的姐妹不同的是：她们是那样唯恐不引人注目地千姿百态地表演；而庆龄只始终如一地真诚地做着使她心安的一切。她设法团结更多的国内外人士参加她的中国民权保卫同盟，并使它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和三个她终身的友人，始终关心中国人民福利并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创办了工业合作社。企图改变农民的命运并使手工艺者、妇女、难民和失业者能从中得到利益、得到温饱并可逐渐自立。

与此同时，霭龄这位杰出的女实业家变本加厉地敛集财富。乔治·索克尔斯基在1937年2月号《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孔夫人在商界战胜了男性对手，“像孔夫人这类妇女，不需要平等的选举权。千千万万的选票都由她们指定。她铺平了道路，某个男人就获胜；她设置了一个障碍，他就要失败。她洞察舆论的第一个动向，她了解一个男人超过他的自我了解。她确实在登峰造极。”这位作者称她为宋氏家族的领袖。

美龄独揽空军大权，成为掌管空军人员纪律的总监。虽然，她曾规定：在这支部队中，行窃者处以死刑。但无数材料证明，在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大灾难中，她却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她在访美期间使得原来对她极为友好的罗斯福夫人后来都十分头痛了，因为她把习惯于以最周到最高级方式招待一切国宾的白宫服务人员都弄得束手无策。这位满口“民主”、提倡“新生活”的中国第一夫人不但每天要多次更换她卧床的丝绸床单，还有着各种欧洲王公贵族都没有的骄奢讲究。此外她从不用铃，而是像非洲部落酋长召唤奴隶那样用轻轻击掌的办法招呼侍者，使得习惯西方民主的美国人大惑不解并感到屈辱。

至于她从美国将无数特制的华贵衣衫、首饰珠宝、古玩摆设成箱成箱地专机空运回国，被美国士兵在搬运中偶然发现，愤而撕裂掼碎的故事早已众所周知，就无需赘述了。

无数中外记者的报道中说过，后来也从美国政府的材料中透露：人们怀疑以支持中国抗战为名的大量美援军用物资在尚未启运离开美国时就变化成美元，源源流入宋氏家族的私囊。对此，至今也未见任何有力的反证。不了了之原是有力的中国式的武器。但霭龄、美龄这两位拥有中国最巨额财富的妇女，其财产来源既不属于父母遗产又非正常收入，则是尽人皆知的。

这就无怪乎这两位妇女无论是在执行公务，还是在从事“慈善事业”时，都特别需要像女演员一样，“仪态万方”地拍照，或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了。

时光流逝，大浪淘沙。当时吹捧这两位妇女的连篇累牍的各色文章早已烟消云散，当然也许还多少有点历史资料价值。但除了小说作家或学者研究之外，人们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追寻、探求，对其一言一行甚或一鳞半爪的行迹都弥足珍贵的，却只仅仅是对那另一位女性了——这就是那位始终杜绝奢侈，自奉甚俭，没有任何个人物质财富，却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精神财富和难以比拟的美的庆龄。

亡命追求显赫的终于沉沦，而远避奢华、默默奉献者却光照环宇、流芳百世，历史告诉我们的还少么？

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三姊妹”的故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