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隍庙

城隍庙历史沿革

上海地区自唐代起就建有城隍庙。唐代，上海地区称为华亭县，在当时华亭县的西面建有华亭县的城隍庙。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称松江府。华亭县城隍庙也随之改称松江府城隍庙。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松江府城隍庙中供奉的城隍神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根据传说，华亭县城隍庙内供奉的城隍神是汉代刘邦的大将纪信。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建立。当时，由于上海县城的规模并不大，因而县内并未修建自己的城隍庙，城内居民祭拜城隍神是到城郊的淡井庙（现位于上海市永嘉路十二号）去祭拜松江府城隍神。明永乐年间，随着上海县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内居民人数不断增加，出城祭拜城隍神多有不便。于是，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当时的上海知县张守约将上海城内供奉金山神主博陆侯霍光的金山神祠改建为上海城隍庙，供奉上海城隍秦裕伯。

上海城隍庙在明代永乐年间初建之时，规模尚小。但是城隍神作为上海城市的保护神，与上海地区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百姓对城隍神奉祀尤谨，历代屡有修葺和扩建。现将自永乐年间开始至一八四二年以前大体的修葺、扩建过程列表如下：

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上海知县张守约将金山神庙改建成为上海城隍庙，上海城隍庙建立。

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上海知县李纹重修上海城隍庙。

明万历十五年（1602年）城隍庙大殿前建亭，将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天下城隍神的诰文勒石,并立于亭内，称“洪武碑亭”。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信徒共同捐助扩建城隍庙山门，完工之日，恰逢新知县至，请其题字，冯彬题“保障海隅”，此时永嘉神童正在上海，百姓即请神童将此四字书于城隍庙山门之上。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知县刘一爌重建。同年火毁，知县李继周再建。

清顺治四年（1647年）城隍庙铸宝鼎一座立于大殿前，上刻“松江府上海县城隍庙通天永宝彝”及八十字的短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上海知县史彩捐俸倡修，由道士杨兆麟募资兴工，并于庙前建鼓亭二所。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龙虎山第五十四代天师赐“上海县城隍显佑伯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本地乡绅在庙东构建东园，城隍庙庙基扩大为12亩6分。

雍正十三年（1735年），住持募修城隍庙。

乾隆十三年（1748年），寝宫毁于火，知县王侹重建。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上海百姓购得土地，构造东园，归入城隍庙。庙基扩大为36亩8分9厘2毫。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上海城隍庙购得潘氏园林构造西园，此时上海城隍庙总面积约为四十余亩。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道会司葛文英募建城隍庙后楼。

嘉庆三年（1798年），城隍庙大殿重修，设道会司和二十四司于两庑。

嘉庆四年（1799年），住持庄楚珍及其徒孙曹星恒募铜鼎一座，置于城隍殿前庭。

清嘉庆19年（1814年），重建洪武碑亭。

道光十六年（1836年），城隍庙西庑毁于火灾，由上海县众商募资重建。

自道光以后，内忧外患相乘，中国社会进入了百年的动荡时期，这时的上海城隍庙也是步履艰难，屡遭兵燹和火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吴淞，6月19日占领上海城，以上海城隍庙为驻地，占据五日，庙内被破坏一空。

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在上海发动起义，以城隍庙西园（豫园）作为其指挥所，共占领了十八个月，加之清军攻破上海城以后，在上海城内展开激战，城隍庙庙宇以及西园又遭受重大损失。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城，清政府“借师助剿”，进入上海城的外国军队驻扎在城隍庙的西园（豫园），将豫园内的兰景破坏殆尽。等到英法军队撤出以后，城隍庙内破败不堪。

同治四年（1865年）、七年（1868年），因上海城隍庙经过三次兵燹之后损失巨大，庙内破败不堪，园内景致全无，决定重修。当时,上海知县王宗濂，巡道应宝时先后倡捐修葺庙宇。经过十个月的修复，城隍庙焕然一新，恢复壮观景致。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上海知县王承暄募捐头门、二门、辕门大殿以及戏楼鼓楼等，城隍庙的庙宇建筑更为壮观。同时，庙宇的重建，上海城市人口的增多，使城隍庙的香客和游人也日渐增多，商业店铺的数量也不断的增多，上海城隍庙地区成为当时上海城中最为繁华的地带。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漕运颁悬“保釐苍赤”匾额。

清宣统元年（1909年）知县李超琼募捐重修大殿寝宫。

民国十一年（1922年），城隍庙大火，由公款公产处负责重修。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15日，城隍庙失火，大殿全部为火所毁。二年后重建，由公利打样公司设计，久记营造厂承包建造，从1926年4月开工，历时20个月，于1927年11月竣工，建成全部钢骨水泥的仿古大殿，辉煌壮丽，为上海所未曾有。

随着上海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城隍庙地区商业的繁荣，一些不法商人见有利可图，决定借重修城隍庙大殿的时机，取得对城隍庙的控制。加之自1842年以来，上海时局动荡，一场大火更是雪上加霜，庙宇难以维持。1926年2月5日，由秦砚畦、叶惠均、黄金荣等自行组成邑庙董事会管理城隍庙，撤消了原来由住持道士管理庙宇的传统制度。1930年6月30日起，又改为由董事会雇佣道士担任住持的方式管理城隍庙，各殿也采用“投标”的方式交各个中标人承包经营。于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上海城隍庙在管理体制上暂时失去了道观的特点。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城隍庙作为难民区，接受无家可归的难民入庙居住，庙内再次遭受重大破坏。待得上海局势略微稳定以后，难民开始逐渐离开城隍庙，城隍庙方恢复部分香火。

新中国成立后，城隍庙各殿开始整顿，正一派道士开始管理城隍庙，恢复了道教宫观的本来面目。

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除城隍庙大殿以外，各殿相继关闭，但各殿神像依旧保留。

1956年，上海市宗教局开展城隍庙整治工作，撤消了邑庙董事会和包殿制，关闭了玉清宫，文昌殿，并且缩减庙内人员。　1965年，为了开辟商场与安仁街的道路，后殿139.8平方米的房屋为花鸟商店所使用。

1966年4月，市宗教局，邑庙区宗教科，邑庙区府办公室宣布，停止上海城隍庙的宗教活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城隍庙内部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神像全部被毁。1966年8月，红卫兵擅自将封存于两间房间内的宗教用品摆放到丽水路停车场烧毁殆尽。上海城隍庙大殿，中殿，楼上办公室，招待室共建筑面积922.1平方米，天井，走廊阳台等294.3平方米全部由上海市百货公司小商品批发部使用。星宿殿和十王殿作为南市区科技协会展览大厅，不久转为豫园商城使用。

1994年11月28日，豫园商城与上海城隍庙修复委员会于城隍庙内举行上海城隍庙使用权交接仪式。在此次使用权交接仪式上，归还了部分庙产的使用权，其中包括庙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和庙内天井，面积为1216.4平方米。

1995年1月26日，城隍秦裕伯塑像及城隍夫人储氏塑像进入上海城隍庙。

1995年1月31日，上海城隍庙正式对信徒开放。重新开放的上海城隍庙包括大殿、元辰殿、财神殿、慈航殿、城隍殿、娘娘殿，面积为1216.4平方米。

1995年2月2日，上海市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来到开放不久的上海城隍庙，指导工作。

1995年8月9日，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市统战部副部长陶人观、市宗教局局长何全刚来城隍庙考察指导工作。

1995年8月14日--16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刚刚恢复开放的上海城隍庙演习了首场道教科仪活动：为期三天两夜的“祈祷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暨追荐抗日战争殉难将士和罹难人民”的斋醮大会，表达的上海的道教徒期盼世界和平，远离战争的美好心愿。

1996年4月29日，鉴于上海城隍庙修复工作基本结束，决定成立以陈莲笙道长为主任，吉宏忠道长为副主任，刘巧林道长为委员，共三人组成的城隍庙管理委员会，同时撤消城隍庙修复委员会办公室。城隍庙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城隍庙内日常事务进行管理。

2000年2月13-19日，（农历正月初九至十四）上海城隍庙自恢复开放以来，首次举行“拜太岁”仪式，为年值本命的信徒祈求神灵护佑。

2000年，上海城隍庙修复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并于同年11月14日举行住持升座仪式，上海市道教协会名誉会长陈莲笙道长成为自城隍庙恢复开放以来的第一任住持。

2001年农历正月初四夜11时至次日凌晨2时，上海城隍庙自恢复开放以来首次举行“迎财神”仪式。

2001年6月13日，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刘伦贤带领上海市宗教、民族、侨办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会负责人来庙视察，表示上海市各级领导对上海城隍庙开放工作十分关心，重视上海道教事业发展。

2002年3月7日，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来庙视察，关心上海城隍庙的开放及建设工作。

城隍庙历史文化

秦裕伯（1296～1373），汉族，字惟镜、景容，号蓉卿，别号葵斋。上海县人，原籍淮扬（今江苏扬州），人称秦景容。

元代（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出身海陵秦氏，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词人，婉约派一代词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宋龙图阁直大学士淮海公秦观（少游）八世孙，江浙行省中书省儤使、中书省肃政廉访使秦知柔之孙，国子监学录、下沙盐运使司监税官、浙西道榷鹾使秦良颢之子，与其弟秦亨伯合称“二秦”。

元至正四年（1344）中进士，明洪武六年追封显佑伯，后又追赠护海公，后人称他秦显佑、显佑公。

朱元璋多次称秦裕伯为：“裕伯博辩善论说，占奏悉当帝意，帝数称之。“代表作品：《山舟辞》、《九贤祠颂》、《上中书相国却聘书》、《再上丞相却聘书》、《上海知县祝大夫碑》。

曾任湖广行省照磨（即湖广省的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官）、山东高密县尹、福建行省郎中、行台侍御史、延平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明太祖主政期间任侍读学士、待制、治书侍御史。

秦裕伯去世后，朱元璋一直心神不安，他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亲自敕封秦裕伯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后被敕封为城隍神四品显佑伯（正四品监察司氏城隍显佑伯），受百世香火供奉。

据《礼记》中记载，古代天子在十二月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在所祭祀的神灵中，有“水墉”神，认为水墉神能够使水土归其本位，不为祸人间，“水墉”神可以认为是城隍神的原形。最迟到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祭祀城隍神的记载。据《南史·邵陵携王纶传》中记载，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王纶到郢州，多次碰到怪异的事情，想祭祀城隍神以得其护佑，将要烹牛之时，一条赤蛇从牛口中钻出。另一则关于城隍神的记载则是在《北齐书·慕容俨传》中，文宣帝天保六年（公元556年），慕容俨镇守郢城，敌军来犯，无法解围。郢城中神祠一座，民间称为城隍神，慕容俨入庙求助，城隍神显灵解了郢城之围。这是两则较早的关于祭祀城隍神的历史资料。唐代开始，民间已普遍祀奉城隍神。五代乾祐三年（公元951年），隐帝册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宋代，城隍神已经被列入国家祭祀神灵的范围之内，宋代《礼志》中规定告礼祭祀城隍神，以“羊一，八笾、八豆”为供品。元朝天历二年（公元1330年），文宗加封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加封城隍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代，由于中国城市规模的发展，城隍信仰得到了普及，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京都和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六府城隍神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其余各府城隍神称威灵公，州的城隍神称灵佑侯，县的城隍神称显佑伯，各有品秩。清王朝对城隍神的祭祀规模基本依照明制。

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神，多数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能够成为城隍神的人基本分为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一些有政绩的地方官，在去世之后，本地的百姓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供奉为本地的城隍神，并且希望他在天之灵依就能够保佑本地的百姓。如上海奉贤县城隍神周中鋐，是清代松江知府，生前为官清廉，最后为治理地方水患以身殉职，奉贤县的百姓为了纪念他，供奉他为奉贤县的城隍神；第二类是国家的功臣，其生前曾经拯救了国家和百姓，人们为了表示感激之情，将他供奉为城隍神，这类城隍神中有普通的百姓，也有国家的功臣，如浙江义乌县城隍项显佑，生前帮助朱元璋统一天下，1367年，江浙一带大旱，项显佑散家财赈济百姓，救人无数，义乌百姓为了纪念他，就供奉他为义乌县的城隍神；第三类是生前正直的人，如为官清廉，为人正直等，去世以后，人们认为他在冥界一样能够保持其正直的品德，保护本地百姓，将他供奉为城隍神。如北京城隍杨淑山，明代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以刚正不阿而著名。因弹劾严嵩的十大罪状而被捕入狱，后为严嵩所害。北京的百姓就将他供奉为自己的城隍神；第四类是行善的人死后成为城隍神，这些人通常在生前为本地的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同时希望他在冥界也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就将他供奉为城隍神。如乌鲁木齐城隍神是陕西人纪永宁，相传嘉靖三十一年地震，曾捐资埋葬死者四十余人，多行善事，上天以其一心行善，封其为乌鲁木齐城隍之神。可见，城隍神作为城市保护神，老百姓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保护，所以，城隍神都是由一些公忠正直的人担任。

历史传说

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略定中原，大封功臣，分为王、公、侯、伯四等。除赐封开国功臣们不同的爵位之外，还敕封各地城隍神为“显佑伯”。明太祖此举之意，“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城隍就此由护卫神变为阴界监察系统，道教因之而称城隍神职司为剪除凶逆，领治亡魂等。

秦裕伯生前，朱元璋三次征召而不受。上海地区又有钱鹤皋可能变作厉鬼，长久作祟。秦裕伯去世后，朱元璋一直心神不安，为了笼络江南名绅，他决意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亲自敕封秦裕伯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

因秦氏祖茔在淡井庙北，而且淡井庙曾为华亭县城隍行殿，秦裕伯被封为“上海邑城隍正堂”后，这里开始供奉秦裕伯。从此，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定为上海县城隍秦裕伯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娘娘”的生日。洪武三十年(1397)，上海知县张守约将霍光行祠（又名金山神庙）改建成县城隍庙后，“上海邑城隍正堂”被迁移到了上海县城内的县城隍庙后殿。

明代上海城地处海隅，屡遭侵扰，尤其是嘉靖年间倭寇五次袭击，民众深受其害。于是，秦裕伯“显灵”的传说越说越奇。城隍庙香火日盛，庙舍不断扩建，人们盼望城隍老爷能保佑一切。

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起，在上海城隍庙的正门口，高悬起“保障海隅”匾额。清同治十一年（1872），秦裕伯又被同治皇帝钦封为“护海公”。在巡道应宝时的号召下，上海城隍庙趁机又作大修，邑人曹一士又推出了《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使“城隍显灵避屠城”的故事越加成真，广泛传播。于是，上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的“城隍热”。

人们为了祈求平安，不仅将秦裕伯高高地供在神位上，还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抬着神像闹“三巡会”。而且历明清两代数百年不变，后时断时续直到1947年。红脸正气的“城隍老爷”，确实给世人不少精神的安抚和寄托，因此上海城隍庙内的香火持续未灭。

明代名士唐寅（字伯虎）曾为秦裕伯题辞：

市衣致龙衮之勤，林下来朝廷之敕。生有奇功，死有遗泽。欤！斯人也，山水同风，万古不息者秦。

清顺治年间，本地秀才王憺（字士悦）的《吊元秦行省墓》一诗，代表着当时文士们的心声，诗曰：

山河故国重欷歔，万里逃名海畔居。

新主屡裁五色诏，逋臣不受两朝糈。

心驰塞北行台久，身老河南待制余。

今古玉埋龙浦上，柏翳里后孰旌。